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种菜
作者简介
高锋 曾任中国驻瑞典、塞尔维亚和黑山和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
这个爱好产生于那个人人挨饿的困难年代。1960年我在济南上初中时，广播里天天高喊“人民公社就是好”，但物资匮乏却到处可见。政府印发的粮票、油票、煤票、布票、蛋票、肉票等票证多如牛毛，商店却空空如也。中学生的粮食供应超过了成年人标准，但没肉没油，我每天还是饥饿难忍。槐花、槐叶、榆树串子，能充饥的树叶、野菜都吃遍了。开始我在家附近找，后来到郊外去找，北到黄河大坝，南到四里山山麓，到处都留下了我挖野菜的足迹。
沂水县黑石沟村——我出生的地方
这天，我在离城十多里外的四里山上挖野菜时，见到两个为连里饲养的猪搞青饲料的解放军战士。中午时分他们掏出馒头开始吃饭，我带的菜包子早被吃光了，现在看到有人吃饭，我感觉饥饿更加难忍，两只眼睛盯住他们手中的馒头竟然离不开了。我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应该，却无法收回那贪婪的目光。
后来，他们也注意到旁边闪烁着的欲火，就相互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各自把手中的馒头掰下一小半，送给我。我嘴里一面连声道谢，一面囫囵吞枣地吃下馒头。这使我想起五年前刚到济南第一次吃馒头的感觉。这种甜美舒适的感觉比那次更加强烈，也更加短暂。目送着他们离去的身影，想到日后漫长的饥饿与痛苦，我不禁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老师传达上级指示说，中国遇到了多年不遇的灾荒，要大家有长期困难的心理准备。我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准备，这个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
第一次种菜
后来，饥荒日益严重，野菜也越来越少。1961年春天，爸爸就带领我和姐姐在屋后开荒种地。那里长满了野草，挖下去才发现到处是石头瓦块，镐把被撬断了，手被磨破了，全家老小白天晚上拼命干，才开了一分多地。油菜苗长出来后，我提着两只桶，每天浇水，直累得腿脚发软，两手抽筋，但看到小油菜一天天成长，我心里感到由衷的喜悦。
青菜成长给我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减轻了饥饿带来的折磨。可惜买来的种子不是新的，用汗水加泪水种养的油菜，没有长大就开花变老了，妈妈连根带茎、合上玉米面做成的团子，吃起来清香可口，令人难忘。可惜的是，这不过杯水车薪。饥饿像个幽灵一样，每天继续在我周围徘徊，在诱惑我，威胁我，逼迫我去找出路。
这时，我想起小时候在沂蒙山区老家过的日子，那时日子虽然也不好过，但却没像现在这样饥肠辘辘。老家的亲戚们现在好吗？我去问爸爸，他说：“山区老家的困难可能更大，咱们就别去给他们添麻烦了。”
1956年夏天妈妈带领姐姐妹妹来到济南，
我们全家首次实现了大团圆
在他拒绝写信的情况下，我悄悄地给伯父写信讲了济南人人挨饿的情况。没想到，伯父马上回信说，家里别的没有，但地瓜干还能吃饱，他欢迎父亲带着我们回家看看。爸爸立刻和妈妈商量，没想到妈妈坚决不同意，她说：“离家五年多了，我们没有回去。现在肚子挨饿了，就回家去要饭，这实在没有面子。”爸爸也附和说：“回家总得带点礼物，可现在两手空空，回去怎么与人说。”我天天饿得发疯，哪里顾得上别人怎么说？我可不想为了面子而牺牲肚子。他们不同意，我就又哭又闹，实在没办法，他们就让步了。
在老家两个多月，我天天上坡打草，下田锄地，上井打水，出外推车，脸变黑了，手脚上长了厚厚的茧子。赤脚走山路如履平地。没想到脚悄悄地长大了，要回家了，鞋却穿不进去。我只好不顾疼痛，把双脚硬塞了进去。后来才发现右脚中指被挤残了，再也伸不直了，这就是我为逃荒付出的代价。
回到家里，父母看到我身强体壮的样子特别高兴。饥荒在继续恶化，他们也顾不上面子了，决定带着妹妹和我回老家去过春节。老家不少人还记得爸爸领着他们打鬼子、斗老蒋的情景。离开老家时，亲戚们给我们凑了一大袋子地瓜干，帮助我们渡过了1962年那个最困难的冬天。
饥荒过后，我仍然难以忘却饥饿的可怕，也难忘幼苗成长给我带来的喜悦，我开始喜欢种植。1971年我在部队农场里学会种菜后，它就变成了我最大的业余爱好。
唐山农场
1970年夏天，我们去唐山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挖沟、修渠和收割水稻等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使我们这些学生兵饭量大增。部队伙食费全部用来买粮也不够吃，没有办法，连队只好把养猪种菜作为生产自救的主要措施。
在种菜班成立会上，连长对我们讲：“现在我们伙食太差，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这么重的劳动，全靠大米支撑，每人每顿平均要吃一斤多大米，伙食费全部用来买大米都不够，连队早就严重超支了。谁都知道高粱米不好吃，可连里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们只能生产自救，靠种菜养猪来解决伙食问题。记住，现在连里130多人的吃菜问题就靠你们了！”就这样，1971年3月下旬，我奉命带着5个学生，离开营房，在农场边上一个孤岛上安营扎寨，开始了种菜生活。
这块地大约有两亩，四面有水渠环绕，地东边有个大约十平米的茅屋，进屋就是个大土炕，六个人躺下，勉勉强强，夜里翻身都有困难。炕前有个锅台和一口大铁锅，屋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甚至连个凳子也没有。
驻扎下来后，我们先集中力量把地翻了一遍，然后到处寻找肥源。听说团部为稻田育种调来了豆饼，我急忙找排长帮忙去要。团部回答说，我们是新建连队，没家底，可以批给半车。如果不够，就得自己想办法了。这时，我想起了在老家时常见的农民拾粪的样子，就立即加以仿效。在我的带领下，背着粪筐的学生连战士很快地就成了部队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种菜，一要土地，这里是黑土地，比我们老家的山地要好得多；二要肥料，除了团里给的豆饼，我们在营房周围收集了不少粪便；三要水，这里水渠环绕，水源充足。因此关键是种子，我想起了困难时期在济南开荒种菜的教训，立即跑到兄弟连队求援。听说新来的学生连有困难，他们马上送给我一大包种子，还传授了一些宝贵经验，特别强调春季抗旱保苗的重要性。
谷雨过后，我们适时地播下种子，出苗后果然遇上了北方春季大旱。连续半个多月不下雨，能否保住菜苗就成了成败关键。在不能大水浇灌时，我们像呵护婴儿一样，用水桶、水盆甚至水壶分株浇水，极力护苗保苗。
学生碰见兵
正当我们为了连队生存而拼搏之际，连里却发起了一场政治斗争，一场军阀主义对学生的征服运动。
四月中的一天下午，连里派通讯员通知我们晚上回营房开会。一走进大宿舍，我就听到指导员正在讲话：“为了执行毛主席指示，对你们进行再教育，我们费尽了心血，没想到现在却受人辱骂，把我们丑化成兵痞子，没有资格当你们的老师，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你们都好好地想想。这是我们执行再教育任务以来，受到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侮辱！这个问题今天必须说清楚。如果有谁不想接受再教育，我马上报告上级，让他立刻回家！”听了指导员的严厉讲话，我感到巨大压力和十分困惑。
事后我才得知，那个学生为班长几次留他在宿舍为班里写材料而感觉不好意思，就建议说，会写的学生不止他一个，可以让大家轮流写。他仅对班里工作安排提了这样一个建议，班长就火冒三丈，大骂他：“你个臭老九，不服从分配，接受再教育态度不端正！”学生这时反嘴说：“我考上了大学，就变成了臭老九，你连中学都没考上，却变成了教师爷！你懂什么？你一个兵痞子，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教训人？”
班长被批得理屈词穷，就跑去向指导员告状。指导员不去批评班长的军阀作风，却把学生的正常抗争当作对解放军地位的挑战，在全连范围内进行了大批判。这个学生后来当上了联合国副秘书长，指导员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为自己当时的愚蠢而后悔不已。
1971年6月离开唐山农场时与班排长合影，站在最左边的学生是作者，最右边的学生后来当上了联合国副秘书长。
回到菜地，我们都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是非，就齐心协力，把精力用在菜场管理上。
进入五月，菜地里菠菜、小白菜和油菜日新月异，黄瓜、西红柿、青椒、芸豆等百花齐放，欣欣向荣，一片丰收景象。大批新鲜蔬菜每天送上饭桌，种菜班由此变成了连队创业史上的一大亮点。我们在耕作栽培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享受到一种成就感。看到万物竞相生长的景象，我们忘却了在连队遭受的所有批评、指责、委屈和不幸。种菜使我们逃离了政治是非，菜地变成了我们的世外桃源。
从此，我一看到生气勃勃的蔬菜，特别是它们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兴奋，就满意，就能忘却心中的烦恼，这种感觉和经历使开荒种菜变成了我生平最大的爱好。这个爱好来自于中国农民世代相传的对土地的热爱，也来自于我内心深处对饥饿的恐惧和对自由的追求。
1971年我到瑞典工作时，发现斯德哥尔摩郊区有很多这种土地。战争期间它们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生产自救的机会，和平时期它们变成了当地人修身养性、业余活动的场所。这些小巧玲珑的房子、盛开的鲜花、果实累累的树木和生气勃勃的蔬菜为大都市增加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在国外使馆工作期间也不忘种菜。2005年夏天我从驻塞黑使馆调回时，厨师还专门用我种的韭菜包饺子，为我送行。
2004年春，我在中国驻贝尔哥莱德使馆院内种菜
退休后，我有机会就找地种菜。有个朋友在涿州有三间瓦房和100平米的地，他出国后就把房子交给我管理，我就把院子整理一下，种上青菜，周末常去做农民，重温当年世外桃源的感觉。他回国后，我就把房子还给了他，自己在怀柔租了一块60平米地，种菜休闲。这地方原来是农田，被人租来搞开心农场，用每年1000块钱的价格出租给我们。不过他们管理不善，我种的菜豆，自己没吃多少就不见了。
当时，北京郊区很多农民外出打工，造成大量农田荒芜。有些头脑灵活的农民就承包土地，建造大棚，配上耳房对外租售。2013年我在通州租下这样一块地，约320平米，租期30年，租金10万块，外加每年物业费2000元。整个农场有160多户，土地大小不等，租费也就不同。
看着这些劳动果实，我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
我在地里种了茄子、辣椒、黄瓜、芸豆、西红柿等，在农场锻炼时种过的菜我都种了。我住在那里，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回到了在农村小时候过的日子。人勤地不懒，年年大丰收，自己吃不了，就送邻居、送朋友，送不出去就成了麻烦。这时，我意识到不能种这么多菜，就在棚外地上栽了果树。我栽的杏树、梨树、樱桃、花椒和葡萄先后结了果，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又变成了农民，感觉非常悠闲，而且自在。可惜，这些菜地连同大棚房2018年6月18日被镇政府派人全部铲平了。据说，这是农业用地，“不能移作它用”。
我大女儿一家经常来通州学习种菜
后来，我在海南买了一套小房子，在楼下小溪旁我开了块地，种了花生和各种蔬菜。无论何时何地，我都积极开荒种地，努力返璞归真，把自己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国外种菜
2013年，我开始每年去瑞典探亲。除了看女儿和她的孩子，剩下的时间我就去旅游、去种菜。
豆角长得真高，
吸引小女儿带着两个大外孙也来参加劳动
开始我在自家草坪上开了块地，后来我发现离家不远的地方，有块公用地，供当地人使用。五十年代，瑞典经济比较落后时，这片土地上曾经有30多户人家耕种，现在只剩下3家，大部分土地都荒了，这里种地不要钱，大家随便种。
2015年夏天，瑞典记者劳施来帮助作者收土豆
我们在这里开了块60平米的地。这地方土壤肥沃，离河边很近，我们又舍得时间和力气，因此蔬菜长得很好。我们又像在北京一样到处送人，送给邻居、老人和残疾人，很受当地人欢迎。
这样大小的菜地我们在瑞典共有四块，
一分钱也没花
看到我们干活勤快、为人厚道，一个瑞典老人把他的两块地送给了我，使我们在瑞典的地一下超过了通州租地。他说：“我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不想让这两块种了30年的地荒了，就送给你们，你们想种什么都行。”我们很感动，就每年送些时鲜蔬菜给他。
菜地成了作者与新老朋友聚会的地方。右一和二是瑞典议会交通委员会前主席斯格奈夫妇，右三、四是前议员奥斯特夫妇，左一是作者。
2018年大旱，提水浇地太累，我就买了发电机和抽水机，进行灌溉。虽然有些劳累，但我感受到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快乐与满足。
— END —
图文 | 高锋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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